今年4月，国务院通过了国家经贸委管理的10个国家局所属科研机构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将有242个科研单位实行转制。这是我国传统科研管理体制的根本性变革，约17万职工将被推到市场经济的最前沿。
此项实施意见规定，这242个科研机构按照实现产业化的总体要求，从实际情况出发，自主选择改革方式，以转变成科技型企业、整体或部分进入企业、技术服务中介机构三种方式转制。力争在6月30日以前完成转制工作，从7月1日起就开始按新的管理体制运行。届时，这些科研机构的运作将发生根本性转变，转成了科技型企业，从等粮吃变为买粮吃，从等国家的项目变为到市场中找项目，大多数机构还从国家局直接管理改为由当地政府管理……总之，这些科研机构将从市场的大后方推到市场的最前沿，科技人员不仅要“上山”勇攀科技高峰，还要“下海”到市场中去搏击。这次转制的开始，也标志着全国县以上5100多家科研院所的转制拉开了序幕。
对这次科研体制的大变革，这242个科研院所的人员已有所准备。从1985年起，我国就着手进行科研体制改革，这些单位由国家拨给的事业费就开始以每年5—10％的速度削减。到目前为止，他们的事业费已削减了80％，其中有13个科研院所已经移交给地方管理，另有26个院所也进入了企业，如国家机械局所属洛阳拖拉机研究所于1994年进入一拖集团；北京化工研究院于1998年9月进入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感光化工研究所进入中国乐凯胶片集团公司；连云港设计研究院划入蓝星清洗总公司；国家建材局所属无锡自动控制研究院并入中国建材技术装备总公司。在此次转制中，申报转为大型科技企业的北京矿冶研究院，经过十多年的改革，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的科技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积累了5．3亿元资产，建成了一批科技产业，他们认为自己具备了科技企业的条件，进行转制就像瓜熟蒂落一样自然。
出乎广大科研人员意料的是，这次转制的步子如此大，规模如此广，动作如此快。对此，负责此次转制的国家经贸委技术进步与装备司认为，虽然这些年来，部属科研机构在改革中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这只是对枝叶的剪剪裁裁，还没有触及根基，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困扰我国的“科技与经济脱节”问题。例如，一项投资上亿元建立起来的实验基地，因没有考虑当地的高电价和不易推广的技术方式，就只能永远地停留在纸上保持“世界一流”的芳名，而对实际生产没有多少改进。不难看到，当堆积如山的科研论文闲置、科研成果难以转化时，许多企业却仍面临产品项目无法更新的困境；当一些科研人员上班一杯茶轻松度日、大叫清贫时，许多企业却苦于科技人员的缺乏；当花上万元甚至上亿元投资的实验项目因不适合生产实际而束之高阁时，人们无不痛心疾首地呼吁：科研体制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长痛不如短痛，今年，国家下定决心对科研体制动大手术，让科技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国家为此还出台了一些相应的优惠政策，以减轻转制的阵痛，确保平稳转制。
此次转制，科研机构变成了自负盈亏的企业，它们不再有可以依赖的温室，只有阴晴不定的市场。它们面对这前所未有的压力，可以说是“置于死地而后生”，也可以说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变为企业，进入市场的科研院所，最担忧的问题是不公平竞争，怕不能和其他先发展的现代企业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拿我国规模最大的院所之一的钢铁研究总院来说，全院现有职工1800人，离退休人员有1600个，二者几乎是1：1。去年支付离退休费就达1800万元，医疗费700多万元，冬季取暖一天就要烧掉4万元的煤费。家大业大花销也大，负重进入市场的科技企业，步履沉重。国家充分认识到科研院所的困难，实施意见中提出“科研机构转制后，原有的正常事业费继续拨付，主要用于解决转制前已经离退休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转制后的在职人员实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这样，基本解决了科研院所进入市场的后顾之忧。实施意见中还规定：从1999年7月1日起5年内，转制后的科技型企业将被免征企业所得税、技术转让收入的营业税和科研开发自用土地的城镇土地使用税。同时，这些科技型企业还将享有自营进出口权和国家支持科技型企业的待遇。
地处云南昆明的贵金属研究所是我国唯一全面从事贵金属研究的综合性研究所，也是我国目前运营最好的科研院所之一，资产达2．6亿元，而负债率却只有9．4％，承担了国家贵金属行业研究的许多攻关课题并使其产业化。此次转制，地处偏远地区的贵金属研究所担忧的不是怎样进入市场的问题，而是担心怎样继续保持行业带头人的地位问题。他们的这种忧虑也代表了大多数将归地方政府管理的研究所的忧虑。对此，国家在实施意见中规定，“科研机构转制为科技型企业并实行属地化管理的，参加国家科研课题和项目的申请、竞标享有与其他科研机构同等的权利，已经批准的科研课题和项目继续按原计划实施。”实施意见中还特别强调“在转制后5年过渡期内，属地化的科技企业可由地方政府代表、国务院有关部门代表、有资金注入的相关行业骨干企业代表和本单位代表组成理事会，理事会的主要职责是确定企业的发展方向和主要领导人的人选。”这更进一步保证了属地化科研院所的平稳过渡和长远发展。
十多年来，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入，科研院所也有了几家欢乐几家愁的分化：有赢利上市的，也有负债亏损的。回首改革的历程，先行者们无不感慨万千。其实，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最重要的是走出了艰难的第一步，他们成功、失败的经历能带给后来者一些深刻的启示，让后来者少走些弯路。
改革之初，看着国家拨给的事业费一天天减少，被逼到市场前沿的科研院所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危机感，在严峻的生存压力下，难免有失误的决策。比如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80年代就曾养过兔子，哪知普通老百姓的“摇钱树”在这些摇惯了烧瓶试管的科研人员手中却摇不动了，一年下来，不仅养兔没有挣钱，反而惹上了一场败诉的官司，还赔上了一笔钱。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毫不回避这段曲折的历程，他们反思到，科研院所进入市场，不是怆惶失措草率地进入市场，也不是饥不择食盲目地进入市场，而要充分利用几十年积累起来的人才、技术等“高科技”优势进入市场。用实验室去养兔，用硅晶炉去烤面包挣钱，是杀鸡用牛刀似的科技资源浪费，更是一种犯罪。
后来，他们定位于行业科研优势寻找出路，收入以年均30％的速度增长，去年总收入达5．3亿，新近又有“有研硅”上市了。
此外，值得引起注意的是，242个院所中，约有40个院所处于亏损状态，其中亏损额最多的是国家机械局所属北京机床研究所，负债2．2亿元。北京机床研究所从60年代以来为我国提供了3000多套数控机床，对我国国产数控机床的发展功不可没，但1989年以来，仅数控机床项目上负债就1亿多元。尽管现在北京机床所在其他项目上小有利润，但比起这2．2亿元债务和每年3000万元的利息就是杯水车薪，无力回天，难填这些债务的无底洞。多年来，计划经济条件下，许多科研院所曾创造了辉煌过去，但也留下了许多剪不断理不清的难题。借此次转制之机，明晰资产，确定职责，这些历史遗留的难题，将由国家有关部门和科研院所共同研究解决办法，迎来这些科研机构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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